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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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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大山深处的后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并不雄伟，但在翠柏掩映的陵园里，青石竖成的碑身却透着肃穆和庄严，仿佛英雄的身躯，傲然挺立，让每一位拜谒者都抬高了仰望的目光。
烈士陵园就坐落在乡政府旁边的一座小土冈上，占地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四周垒着围墙，条石的缝隙间长满了绿色的植物。没有门楼，沿着下面的公路踏上几级石阶，就可以直接进入陵园。石阶两边的栏杆用当地一种坚硬的青石做成，每一个图案都精雕细刻，显示了修建者内心对先烈们的敬仰与怀念。园内干净整洁，杂草尽除，一棵棵碗口粗的紫柏树静静地守护着英雄的亡灵。
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山头，纪念碑以傲然不朽的风骨，挺立在时间长河里，成为记忆返程的路标。十年前，我还是这小镇上的一名教师，作为英烈的追思者和景仰者，多少次，我曾站在碑体下，默默地诵读那些带着历史体温的文字，我的目光在纪念碑的顶端变得温和而饱满。在平展的石板上面，点、横、撇、捺、竖、直、弯、勾，英雄名字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被一锤一锤庄重地镌刻在记忆深处，闪烁着永久的光芒。那些简洁而又深刻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将我的思绪带进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带进血与火的历史天空。激烈的枪炮声，在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后，依然那么清脆，那么激烈。那些带着硝烟传奇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抑或前天……
我知道，我脚下站着的那片土地，是被烈士鲜血和红军足迹浸染的红色山河，那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都清晰记得，1934年走过的那支脚穿草鞋、衣缀补丁、头戴红星的队伍，因为饥饿和疲劳，他们病体虚弱，眼窝深陷，但双眼却蓄满了对神圣信念的坚定了望，他们高高举着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老人们至今都记得，一位口衔烟斗的大胡子将军，是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他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元帅。大胡子将军带着队伍沿乌江逆流而上，在沿河自治县一个名叫土地湾的地方建立了贵州高原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沿河的每一个角落。后来，他们和另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汇合，沿着北上的道路，去追求他们心中圣洁的革命理想。
十六年后，这支队伍带着胜利的微笑回来了。他们带着伟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命令，大踏步地从硝烟已逝的中原战场赶到大西南的沟壑山岭。依稀是那些熟悉的身影，依旧是那些谦和的面孔，只是他们的脸上不再泛着菜青色，他们目光炯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灿烂的笑容花朵一般漾开在青春的脸上。他们为着建设一个崭新政权而兴高采烈，从而放松了对密林里冷枪暗箭的警惕。于是，一场悲剧就让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成为了永久的疼痛和纪念。那是1950年7月9日的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六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顶着晨曦，从驻地金竹沙田赶往后坪，准备利用赶场天进行剿匪宣传。历史的严肃和真实性并不会允许人们去对六十年前的一个早晨作凭空的揣度，但是我想，六十年前的那个早晨，他们一定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无比的快乐，走在那条弯曲盘旋的山道上，野花带着醇香开满林间，鸟儿在树枝间快乐地啁啾，他们的心里也装着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和诗意的早晨。
枪声是在猝然间响起的，以致他们还来不及扳动枪机，阴谋就在一个名叫代池坝的山坳口得逞。霎时，战士们的鲜血就将山坳上的土地染成殷红。
多年之后，当我站在烈士纪念碑前，读着碑上那些冰凉的记述，默诵着那一个个倒下的战士名字的时候，我无法为自己哀恸的心绪找到平静的理由。我只能用孱弱的文字记下他们的英名：徐荣生、徐清均、张志明、陈光贤、卜安田、刘敬之、蒋忠洪、方其明、王延多。
青山处处埋忠骨。来自大江南北的烈士们将身体永远留在了他们为之洒下热血的土地，他们的忠魂被石头高举着，举过历史的天空，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
只有七米高的后坪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不知道是不是最矮的纪念碑。但我相信，所有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纪念碑其实都是一样高的，它们的高度就是人民仰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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