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词的新作用

      近日，瓜田先生偶翻一点碑志文字，很为少时的单纯羞愧。

　　记得年轻时读过介绍“谀墓”的文章，得知古代某些文人为挣点银子而信口替死人胡吹，对这些人是很不以为然的，颇有些斯文扫地的感慨。东汉碑文大家蔡邕，当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蔡邕写了多少碑文不知道，据说仅流传下来的就有数十篇之多。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由此可见，出于他之手的碑文，大多都有不少的水分。到了唐，此风愈炽。韩愈的碑志写得很多。刘禹锡曾写过一篇《祭韩愈文》，其中有“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赞金如山”之类的话，虽说不乏文人的夸饰之辞，但润笔没少收恐怕也是实情。记得当时很想替刘禹锡把“一字之价，赞金如山”八个字的位置给调整得合理些，变为“一字之赞，价如金山”。 悼词网

　　随着阅历的增加，瓜田先生对假话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甚至觉得“谀墓”之类的假话，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岂止是说得过去，有些时候简直就不能不这么说。你想，人家的老人故去了，子孙们悲恸万分，自然要把碑文写得华丽一些，一来表达了后代人对死者的尊敬，二来通过碑文作家再创作而产生的这个新形象，对后人们也比较体面。基于这两点考虑，老人家年轻时赌钱输了十亩地的事情，还有跟邻村的张寡妇有染的事情，还能都刻到碑上去吗？当然不能。刻上去有什么必要呢？鲁迅先生的唯物主义是十分彻底的，他很替那个说了“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的人挨了打抱屈。其实，这人该不该打？该打。一个生孩子的庆祝场面，当然应该说点“升官”、“发财”之类的祝福的话，哪个需要你在这个时候阐发一个尽人皆知的“人迟早要死”的真理？就算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生了孩子，前来祝贺的也都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不能如此扫了人家的兴头。即便是鲁迅先生自己，他如果出席了这种生子庆典，恐怕也不会跑去指出这孩子必死无疑的预言，因为这话说得不是地方。

　　如今，有了点儿名誉、地位的人死了，往往要开个追悼会，会上要念一个精心准备的悼词。起草这个悼词学问可就大了。评价太高，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会有意见，因为人在不断地死，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章法，越写越高，以后就没有办法平衡了；评价低了，家属不干：我们家老爷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形容词至少也得闹上两三个。尽管大家常常为悼词的措辞争论不休，但在一点上大致上有共识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把缺点淡化、模糊化乃至净化。这是个很讲人情味的做法，这个时候，这样做，对作古的人也罢，对家属亲友也罢，是个安慰。这就是一个特定的场合所要求的。换一个场合，譬如说，起草一个枪毙死囚的布告，尽管他也从河里救过人，修水库时受过伤，也还是不宜在这里提，因为你不是在准备劳模会的材料，而是在交代一个生命不宜继续存在的充足理由。

　　如此看来，蔡邕完全没有惭愧的必要，韩愈也不应受到后世的诟病。我们原先把他们的“碑文创作”称为“谀墓”，对他们挣点谀墓银子感到不屑，实在是因为我们把碑文的起草太当一回事了，以为这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似乎执笔者必须要做秉笔直书的董狐，要为后人留下信史才行。其实我们把这事儿想严重了。一家一户的墓碑，还不就是卡拉OK的自娱自乐么？自家人闹乐呵了，也就够了，和别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干系，也损害不了别人的利益。谁没事儿老跑到别人家的坟上去看碑？

　　那么，同志之间都互相把对方当成死人来恭维行不行？不行。谀墓也罢，悼词也罢，都不是“互相”的行为，是“单向”的勾当，是活人对死人的哀悯和慰藉，就算是夸赞得过了点头，这死人也没有骄傲自满再犯错误的机会了，大家尽可放心。至于同志之间，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纷纷互致“悼词”，把别人都当作死者来哀悯和慰藉，就绝非正常之举了。前些时候，某地某单位撤换了一把手，就出现了类似追悼会的一幕。这位一把手本来就是个外行，自我感觉则是内行中的里手，所以只用了不长的工夫，就把一个单位搞得一塌糊涂。上级主管部门只好坚持换人，让他退休回家。有趣的是，宣布撤他的职的大会上，上级部门来的领导不约而同地都念了一篇悼词式的讲话稿，对他的杰出贡献和非凡的才干赞扬有加。这“悼词”把与会者念得面面相觑：这么高的评价，照理说应该高升几级才是，怎么反倒被撤呢？上级部门当然是因他屡屡闯祸才把他撤下来的，同时，上级也很清楚：台下的广大群众对他早已忍无可忍，那么，这几篇滑稽的“悼词”，就只能是用来哄这位被撤职的人的。那么，这位领不领情呢？不领情。你如果想哄他高兴，就不该撤了他，这样，他天天都能得到周围的人们的阿谀奉承；你若撤了他，就别指望他高兴，因为他除了这会儿，再也听不到这些赞誉了。